镇政府对违章建筑强制拆除，没有依照广西程序规定第27-29条规定的登记立案、调查取证和处理的程序，导致执行缺乏依据，程序存在瑕疵。
政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党组织和活动及党员的行为，不当然地需要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因而也属于软法的范畴。对于单位存款，仅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可以查询，仅有法律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冻结、扣划，否则商业银行有权予以拒绝。
但是，经过数十年的话语传承，党内法规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语汇，在没有对现行政治和法律秩序造成冲击的前提下，弃用这一极具历史正当性和传承意义的语汇而另立新词，显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风格，这也就要求我们对于党内法规的研究不要停留于字眼和表象，而应探究其实质。如果党内法规未能被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就难以保证。从宏观上看，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包含制定五年工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具体制定等阶段，进入具体制定程序后，一般需要经过起草、审核、审议批准和报请公布等程序。国家法律的条款则一般具备完整的逻辑结构，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还会设置专章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央党内法规效力高于纪检条规、部门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
然而，基于法治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现实国情，首先应当遵循以下两点原则明确二者的关系定位。这实际表明，执政党治国理政所依凭的法，不仅包括国家法律，同时也包括党内法规。[47]当然，安全思维立法也包含了保障作为一般公民合法权益的个人信息权，但在注重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各种个人信息权保障条款和手段被降格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手段之一。
[40]指2010年国庆前后，奇虎360与腾讯QQ互指对方窃取用户隐私所发生的争议事件。而由于个人信息的特殊性质，所有保障措施都必须平衡与个人信息相关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即平衡个人信息权利与政府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权力间的法权结构。而在公权力主体查询犯罪记录方面，则存在个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为此，还是应当考虑从保障基本权利出发，在宪法层面协调好个人信息权与其他宪法价值之间的关系，构筑更加完善和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比如，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都会因为个人信息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引发巨大争议。基本权利与国家安全都受到我国宪法的保障。
就拿我们现有的立法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原则和条款实际上也是借鉴了基本权利模式主导下的域外立法，不同之处只在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立法体例、实施机制、完善程度等方面。黑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计生部门为了收缴超生社会抚养费，绑架户政管理部门而造成的。这样的立法思维不仅不利于理顺国家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而且容易造成执法动力不足等隐患。比如，《网信保护决定》和《网络安全法（草案）》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大多与个人信息泄露有关，真正与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有关的只有少数几条。
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公民基本身份信息使用制度一直是主要以管制为目标，如流动人口管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等，真正基于公共服务的个人基本身份信息使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加之近年来实名制的大力推广，各类公私社会主体对于公民基本身份信息的使用需求越发强烈。2015年8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不仅将这两个罪名整合为全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新增了多个与个人信息网络泄露和身份冒用有关的新罪名。为此，首先还是需要限制公权力对个人信息权的干涉和侵害，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有数条基本原则都与此有关。在这方面，户政管理方面的教训最为典型。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网信保护决定》对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46]到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这种以国家和公共安全为重心的立法目标则表述地更加明确：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当前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以制度建设提高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掌握网络空间治理和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尤其是在执法方面，公安部门对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和买卖的打击卓有成效。
政府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有时还需为其他机关或公众提供服务，这就产生了将个人信息向第三方使用和披露的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个人信息权会与其他基本权利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容易波及到其他基本权利的实现。
此外，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七）》还是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其聚焦的都是几种比较极端的故意泄露行为，如违法出售、非法提供、窃取以及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等。《网信保护决定》虽然只有短短的12条，但它奠定了我国现阶段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大方向和基本框架。对于有法律依据的实名制，还应当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规范，如可将管理重点放在金融等重点监管领域，在互联网领域可重点规制用户数量达到一定级别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3.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建立个人信息权的底线保障制度。再加上那时的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快速普及的阶段，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公众对这一法律制度普遍缺乏了解。[15]参见励漪：《上海信用平台日前运行，3亿条信息可供查询》,《人民日报》2014年5月8日第3版。[41]2011年末，由CSDN网站600万用户信息泄密引发了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波及面最广、规模最大的泄密事件。
相较于10年之前，现在的法治基础也相对完备得多。2008年，在国信办被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之后，专家建议稿受阻于部门利益而被搁置。
（三）民事立法思维相伴而兴 伴随着安全思维的转向，民事立法思维也开始兴起。[6] （一）信息人时代是个人信息权宪法保护的现实依据 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性，但是要论证在我国个人信息权是否有必要通过宪法来保障，最为关键的并不是宪法理论或规范，也不是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而是我国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欧盟明确承认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并采用公私领域统一立法和统一监管为主的保障方式。
基本权利模式主导下的专家建议稿全面适用于公私领域，而安全思维主导下的立法所规范的对象仅限于从事互联网商业服务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其适用范围不仅排除了公权力主体，而且比一般的民法思维立法还要窄。2003年初，国信办开始部署立法研究工作，2005年相关学者完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当下，要推动个人信息权保障的基本权利模式，首先需要厘清基本权利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宪法关系。比如，关于黑户问题，中共中央明确意识到这是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问题，并出台专门措施加以应对。
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当考虑规制这类大数据的归集和使用，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的市场经济功能，限制对公民的道德操守和隐私信息的收集，减少非市场性质的利益捆绑。在一些公安应用信息系统中，如果错误标注公民的违法犯罪信息，也极易导致错误的司法或行政强制措施，如错误的盘问、询问、强制尿检等。
实践中，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大都是因为其他侵权行为导致的，如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和滥用、违规传递和披露、信息安全漏洞等。这是因为最有效的个人信息权保障方式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许可、备案、指导和惩罚等措施，来限制各种公私主体所实施的信息行为。
翌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因此，现有的立法无法应对因为公权力失范造成的各种个人信息权的波及效应。
作者简介：孙平，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34]但在成绩背后，也应该看到现有的立法主要是以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全等安全价值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国范围内可能存在1300万的黑户人口。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全国各地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越来越多。
比如实名制的推广可能有利于预防和处置违法网络信息，但它也不利于个人信息权和言论自由的保障。3.安全思维易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条款蜕变为网络信息管理手段。
个人信息包含了重要的个人利益，是个人权利的客体。2.转变公民基本身份信息使用理念，通过细化实名制来遏制公民基本身份信息的滥用和泄露。
其二，个人信息权研究民强宪弱，也是由于宪法学研究的薄弱造成的，很多宪法学应当大力开展研究的领域常常乏人问津。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以不动产统一管理和登记为目的而收集上来的个人信息怎么可以用于反腐败呢？然而，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足够强大，专业化的舆论监督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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